陈独秀先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先驱之一，也是推动民族觉悟、创建人民政党的伟大人物之一。在历史的篇章中，陈独秀永远是那么充满激情与活力，永远焕发着热血与气概。

1931年9月18日，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震动中外的“九一八事件”正式爆发。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早有准备，沈阳首当其冲，紧接着，整个东北三省相继沦陷，沦为日本的占领地。

当陈独秀先生看到国家到了如此危急的地步，民族面临存亡之秋，顿时愤怒万分，义愤填膺。他一挥手写下了震撼时人的《抗日救国与赤化》。陈独秀高举着“返蒋抗日”的旗帜，坚守国家底线，痛斥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奴性，深刻表达了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国深沉的热爱和责任感。

陈独秀的一系列行动不可避免地触动了蒋介石政府的利益。1932年，陈独秀被捕并判刑12年，罪名是“危害民国罪”。想给他定罪，找不到合适的理由，便不择手段地扣上了这顶帽子。

随着抗战形势的愈发紧张，陈独秀服刑五年后获得释放。出狱后的他，鬓发斑白，面容憔悴，眉头紧锁，眼窝深陷，蓄着杂乱无章的胡须，沧桑感愈加浓烈。

虽然陈独秀已是满头白发，生活困顿，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——手中的两万元稿费绝不会动用。到底为什么他会如此坚守呢？

原来，在他被关押于南京第一监狱时，国防部长何应钦曾探望他。何应钦请求陈独秀为自己写字，陈独秀便挥毫写下了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这几句有力的字句。这一刻，陈独秀的内心仍然难以忘怀，那时法庭上的情形像电影般一遍遍回放。若我有罪，只有一个罪——为了国家的利益，愿意承担任何代价，哪怕是“滔天大罪”。出狱后的陈独秀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，继续演讲、写文章……看似曾经那个热血澎湃、充满家国情怀的陈独秀又回来了。

然而出狱后不久，蒋介石指派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为陈独秀举行“接风洗尘”。面对这一请求，陈独秀无可奈何，只得应允。当晚，陈果夫热情地邀请陈独秀举杯共饮。酒过三巡，陈独秀点燃香烟，深吸一口，然后缓缓吐出烟雾，凝视周围，感到一丝冷意。

“果夫先生，您请我来，不仅仅是为我接风洗尘吧？”陈独秀慢吞吞地问。

陈果夫急忙接话：“老兄真是聪明人，我也不绕弯子了，您刚出狱，生活上还困难。咱们政府有一个劳动部部长的位置，您是最合适的人选！”

陈独秀冷笑一声：“果夫先生，您请转告蒋先生，感谢他的好意。但让我当部长，不是为我做事，而是让我的名声为他撑门面，这简直是‘异想天开’。”

说完，陈独秀愤然离席，席间气氛顿时冷却，局面也随之落得不欢而散。

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大怒，立刻派出特务严密监视陈独秀的动向，并封杀了他的一切文章。自此，陈独秀的生活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境地。家门口总有便衣特务来回巡逻，再也没有任何报刊敢刊登他的文章。面对蒋介石的围追堵截，陈独秀只得带着家人四处漂泊，在朋友的邀请下，他决定去江津暂时住一住。

于是，他的晚年漂泊生活正式开始。

1938年8月3日，陈独秀与潘兰珍来到江津。他们一路询问终于找到了朋友邓仲纯家，却意外地遭遇了拒绝。邓太太当时谎称自己生病不便接待，实则是不愿再接待陈独秀。原来，邓仲纯曾因革命活动差点被捕，他的妻子一直提心吊胆，正好趁着丈夫外出时，拒绝了陈独秀。

这一遭遇让陈独秀愤怒异常。尽管那天天气炎热，他年事已高，走了几步就汗流浃背，却还是在生气之中低声抱怨：“宁愿死在街头，也不想再住进你邓家。”

潘兰珍所剩无几的钱勉强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小屋。由于陈独秀患有高血压，感到闷热难耐，最终，他们在朋友方孝远的帮助下，租下了两间相对宽敞的房间，勉强度日。稍作安顿后，陈独秀给三子陈松年写信，诉说自己此番遭遇。

此时，邓仲纯深感愧疚，几日后，他前来道歉，并最终说服邓夫人，让陈独秀一家搬到“延年医院”住下。

然而，陈独秀依然坚持原则，最终在邓仲纯真诚的劝说下，才勉强同意搬入。这段时间里，陈独秀全家终于团聚，四世同堂，虽然是身处他乡，但家庭的团聚让他心里感到一丝安慰。可好景不长，继母谢氏因病去世，给陈独秀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